各國的“見死不救罪”

大陸法系：普遍設(shè)有“見死不救罪”

“見死不救”，在更大的層面上叫做“見危不助”。目前，在刑法典中規(guī)定見危不助罪的國家主要集中于歐洲大陸。歐洲共有41個國家和地區(qū)，據(jù)學者統(tǒng)計，有超過20個國家規(guī)定了見危不助罪。

例如，《法國新刑法典》第二編“侵犯人身罪”第3 章“置人于危險罪”第3節(jié)“阻撓采取救助措施以及怠于給予救助罪”第223－6條規(guī)定：任何人能立即采取行動阻止侵犯他人人身之重罪或輕罪發(fā)生，且這樣做對本人或第三人并無危險時，而故意放棄此種行動的，處5年監(jiān)禁并科75000歐元罰金。

《德國刑法典》第28章“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”第323條c（不進行急救）：意外事故、公共危險或困境發(fā)生時需要急救，根據(jù)行為人當時的情況急救有可能，尤其對自己無重大危險且又不違背其他重大義務而不進行急救的，處1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。

《芬蘭刑法典》第21章“侵害生命與健康罪”第15條不予救助：凡明知他人處于致命的危險或者喪失健康的嚴重危險之中，但并未給予或促成救助，鑒于行為人的選擇自由和當時的狀況，該救助是能被合理期待的，以不予救助罪論處，處以罰金或者6個月以下的監(jiān)禁。

很明顯，這些刑法條文確實是針對“見危不助”的。然而，人們通常的理解里，刑法的目的是禁惡，而并非引人向善，刑法針對的，通常是特定主體違反了法律所不允許的行為。雖然，刑法上也有“不作為犯”的說法，但這是因為特定人群有其應該做的義務，對于一般的人來講，“見危不助”明明是一個道德問題，怎么能用刑法來規(guī)范呢？

不過，歐洲的法學家們認為，在現(xiàn)代社會，國家的任務不是懲罰一種不道德的思想觀點，而是要懲罰“對個別成員或法律共同體造成危害或危險的行為”。認為見危不助有害，是因為不進行救助會使傷者失去獲救的可能。因此，“延誤成功避免危害的實際機會”便是立法懲罰見危不助行為的“刑事基礎(chǔ)”。

英美法系：也存在“惡撒瑪利亞人法”

對于更為崇尚個人自由的美國，歐洲大陸國家對見死不救等行為的犯罪化立法也引起了關(guān)注。但真正推動美國人立法來懲處見危不助的，同樣是小悅悅被碾、路人漠視這樣的案子——

*個是1964年紐約皇后大道凱瑟琳·吉諾維斯謀殺案。她在一段時間內(nèi)被人連刺數(shù)刀。調(diào)查者發(fā)現(xiàn)，有38名鄰居聽到了她的呼叫聲，或者甚至是看到了襲擊場景。但是沒有人采取行動去幫助她。

第二個是1983年，在馬薩諸塞州新貝德福德酒吧中，一位婦女被群奸。情況又是如此，沒有人幫助這個婦女，即使許多客人都目睹了罪行。只有當她赤裸著跑向街道時，才有一個人報了警。

為此，明尼蘇達州、馬薩諸塞州、羅德島州、威斯康星州和夏威夷州都通過法律規(guī)定人們有義務提供某種緊急救助，與鼓勵“見義勇為”的“好撒瑪利亞人法”相對，這些規(guī)定不許“見死不救”的法案，被稱做“惡的撒瑪利亞人法”。但這樣的法案僅有少數(shù)州推行，未發(fā)展到全國。大多數(shù)美國人堅持認為，非特殊情況，人們不負刑法上的作為義務；道德義務并不必然產(chǎn)生相應的法律義務，即使他人正面臨生命或健康危險，即使救助行為不會給救助者或他人帶來任何損害或危險。

如果中國引進“見死不救罪”或“惡的撒瑪利亞人法”，會有什么后果？

小悅悅被碾事件中的冷漠路人

先看一個概率問題：網(wǎng)上真有那么多“好人”嗎？

在前幾天今日話題“如果你在現(xiàn)場會怎么做（請說真心話） ”的調(diào)查中，18%的網(wǎng)友選擇了“走開”，82%的網(wǎng)友選擇了“施救”。按這個概率，連續(xù)18個人選擇“走開”的幾率是多少呢？答案約等于4乘以10的負14次方，一個可以忽略不記的數(shù)字。那么，是不是這次事發(fā)地廣佛五金城一帶的人確實普遍比一般人冷漠呢？其實，即便數(shù)據(jù)顛倒過來，82%的人選擇“走開”，連續(xù)18個人選擇“走開”的幾率又是多少？答案是不到3%，仍是一個可忽略的小概率事件。

但是，小悅悅被碾過以后，連續(xù)18個人無動于衷走開的事確確實實發(fā)生了，原因何在？難道投票選擇“施救”的人都非常虛偽？

為什么中國人不愿意施救：不能用來定罪的各種解釋

或許有些投“施救”的人說的不是真心話，但對于絕大多數(shù)人來說，投“施救”一票肯定是出于真心的——無非是打個，也算施救了，做這種好事何難之有？但“18個路人漠然走開”的事情既然真的發(fā)生了，那可以肯定，這些投“施救”的好人，換到當時的場景未必就不會走開。

事實上，確實存在這些可能，正如這幾天為18路人辯護的理由——部分人可能確實沒有看到小悅悅，部分人看到了小悅悅但沒搞清楚狀況，部分人則是想施救但卻因為太多血感到害怕甚至忘了打120，部分人則可能是在想要施救或者打的瞬間想到了彭宇案——猶豫那一下，身子就過去了，有些人自稱追悔莫及。

可以給出的解釋還有很多。從社會學角度來看，中國人家庭意識強，社會意識薄弱，邊緣地帶社群、社區(qū)沒建立起來，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(zhuǎn)變過程中人們之間信任度低；從心理學角度看，在行人往來穿梭的街頭，出現(xiàn)了旁觀者效應——“別人都沒伸手，我為什么要伸手？”“總會有人去救，不必我來”——這一效應往往被用來解釋上述的1964年紐約謀殺案。此外，還有心不在焉、心事滿懷等等種種可能的解釋。

在此情況下，如何追究這18位路人“見死不救”的責任？盡管我們可以肯定這18個人中存在嚴重的冷漠現(xiàn)象，但要認定某位路人確實是因為冷漠而不是什么別的原因走開，取證將十分困難。就此將這些路人判刑是難以想象的。

事實上，即使做出嚴格限定，“見危不助”入刑在歐美仍引起極大爭議

比起中國的情況，歐美的社會發(fā)展程度較高，人們之間的信任程度高，人的認知、技術(shù)能力也較高，也未受過“彭宇案”荒唐判決的影響，用“見危不助”入刑來規(guī)范人們的行為確實比在中國要合適。

但是，即便各國普遍對“見危不助罪”的規(guī)定非常嚴格，要滿足種種限定條件，“見危不助”入刑在歐美仍引起極大爭議。

曾經(jīng)有過這樣的例子，在德國，有位女士駕車郊游，遇一歹徒假扮受傷者躺于路旁，待該女士停車來救時，歹徒一躍而起將其挾至樹林中強奸。在案發(fā)后，很多人同情該女士，主張以后路遇傷員不必搭救，以防受騙受害。這種案例的出現(xiàn)，自然會讓“見危不助罪”引起爭議。

從統(tǒng)計的角度來看，在實際判決的案件數(shù)量上，在德國，見危不助罪的規(guī)定在實踐中的意義并不顯著，據(jù)調(diào)查，在現(xiàn)實中，沒有提供緊急援助——即違反“見危不助罪”的案例遠比判了“見危不助罪”的案例要多。

另外，曾經(jīng)有一項調(diào)查結(jié)果顯示，在存在“見危不助罪”的德國，認為法律不應該干預人們的行為，而應將是否提供緊急救助留給人們自己的良心去做決定的人數(shù)比率竟然占到42％，在澳大利亞為62％，在美國則為75％；與此相對，德國支持以監(jiān)禁刑罰來處罰違反法律者的人數(shù)比率僅占22％，澳大利亞占15％，美國僅有2％。

這足以說明，讓“見危不助”入刑在歐美也是有極大爭議的。

懲罰見死不救更可能會導致“每個人都躲遠點”

早在1983年，美國法學家伍茲列就指出，見危不助刑事立法的結(jié)果可能是人們會通過各種途徑來減少自己成為潛在救助者的機會，比如避免到容易發(fā)生需要緊急救助的場合、地點等。從經(jīng)濟學理性人的角度來看，這無疑是一個卓見。

想象一下在中國宣布要懲罰“見死不救”會有什么后果吧——中國人為此可以一改喜歡扎堆看熱鬧的劣根性，遇事躲著走、不湊熱鬧，以免牽扯太多麻煩——真要有什么人出意外了，人們都躲得遠遠的，連看看情況再做打算的可能性都大大降低。要是真從“每個人都躲遠點”見死不救”變成“每個人都躲遠點”，這就違背立法的初衷了。